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弘一大師李叔同的生命feeling追尋　 　　　　文／巫石吉

　　中秋節過後，突然聯想起「天心月圓」四個字，今天還將這四字寫成書法送給學生，最近剛好也在研究劉勰的「文心雕龍」，本想將「天心月圓」與「文心雕龍」就字面上作一比較與詮釋，結果上網一查，發現是最敬仰的弘一大師偈語：「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只好作罷，卻因緣際會編寫成一篇弘一大師的生命 feeling追尋，他揭示了藝術的靈感feeling，出自靜穆的莊嚴。藝術的創作是個人修為的自然流露，絲亳不能矯情造作，要有真性情真感情融入其中，方有真誠真意的藝術生命feeling。

　　弘一大師，一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生於天津。幼名成蹊，學名文濤，字叔同。當時李家為一頗有勢派的大家族。五歲時，父親病故，是歲起，母親王氏即嚴格要求叔同的蒙學教育，日後舊學、新學廣泛涉獵，奠定他成就大藝術家的厚實基礎。二十一、二歲時，書、畫、篆刻、詩歌、音樂都有過人的素養。「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奉母攜眷，遷居上海，那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不幸，二十六歲時，生母王氏病逝。一時絮飄萍泊，失所怙恃，乃於是年秋，東渡日本留學。第二年，入東京上野美術學校，一九一○年回國。次年，家道中落，人生的圓月，已是「清光減似一勾斜」的「斯樂不可作」，因而，醉心藝術與教育，著意追求他的精神生活。

　　12歲（1891）起的兩年，李叔同開始學習《訓詁》、《爾雅》、《詩頌》，對《說文解字》尤感興趣，開啟了臨摹石鼓文、秦篆之門，為涉入金石之學之始。14歲（1893）時，更力摹篆書，勤練〈宣王獵碣〉，日書百餘字而不輟。

　　1894年，15歲的李叔同於閒暇時以習練小楷為課，常摹劉世安臨文徵明的〈心經〉，課業上則讀《左傳》及《史漢精華》，此時並能吟詠作詩，已有「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之句；這年，李叔同對其兄待人處事重富貴而輕貧賤深有反感，遂反其道而行，善待貧苦，輕視富人，更因喜歡養貓，而將此不平之心移情於貓，對貓愛顧有加，對人反冷然處之，雖被人視如瘋癲，但少年李叔同卻毫不在意。

　　1896年，李叔同17歲，拜父親生前好友趙幼梅為師，學習填詞，又向學者唐敬嚴（靜岩）學篆書及金石，尤勤於篆刻；並結識南開大學創辦人嚴修及王仁安、周嘯麟、陳寶庄、王吟笙、孟定生、姚品侯、姚台臣、馮玉夫、李紹蓮等學者、書畫家，視野漸開，獲益匪淺；此年喜讀唐及五代詩詞，尤愛王維詩風，也略讀詞賦，兼習八股，由於八股文寫得文理清秀，得以文童身份進入天津縣學。

　　1897年，18歲的李叔同奉母兄之命與天津芥園大街菜商之女俞氏完婚。次年（1898），李叔同 19 歲，儼然一愛國熱血青年，曾謂「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圖存」，康梁戊戌政變失敗，竟有李叔同為康梁同黨傳言，於是在5月時奉母攜妻避至上海，賃居於法租界卜鄰里，並加入「城南文社」，詩賦寫作，均為社中第一；此時，自刻〈南海康君是吾師〉一印以明志，李叔同的新思想早已萌發。

　　二十一、二歲時，書、畫、篆刻、詩歌、音樂都有過人的素養。「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奉母攜眷，遷居上海，那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不幸，二十六歲時，生母王氏病逝。一時絮飄萍泊，失所怙恃，乃於是年秋，東渡日本留學。第二年，入東京上野美術學校，一九一○年回國。次年，家道中落，人生的圓月，已是「清光減似一勾斜」的「斯樂不可作」，因而，醉心藝術與教育，著意追求他的精神生活。

　　一九一二年秋赴杭州，在浙江兩級師範（後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音樂、美術二課。李叔同的教育精神是十分嚴肅、認真的。他經常對學生說一些有關做人與藝術的準則；認為要做一個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所以對弟子的教育首重「器識」，其次才是「文藝」，因而造就出豐子愷、劉質平等美術、音樂大家。當時浙一師同事夏丏尊就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緣故。」

　　他的弟子豐子愷更以「溫而厲」來形容他認真的教學態度：「李先生從不罵人，從不責備人，態度謙恭。」學生卻個個「真心怕他，真心學習他，真心崇拜他。」因為他是「一位注重人格感化的教育家」。西湖毓秀的山水，給了他很大的藝術靈感，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他學堂樂歌創作的黃金時期，創作了許多淡雅脫俗、意境深邃的歌曲，不僅啟迪了當代人們美的情操，也感染了後人。然而藝術家的靈心，使他善感生命的朱華易消，眾生的病苦倩誰扶持？杭州佛寺的晚鐘和生命莊嚴的鐘聲同時響起，他，渴望另一層次的追尋。一九一五年的創作歌曲「月」：「仰碧空明明，朗月懸太清」，最能體現這種仰望清涼的內心變化！

　　尚未出家前的李叔同在杭州期間，因其好友夏丏尊在一本日文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斷食的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更能產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且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耶穌，都曾斷過食。李叔同聽後決心實踐一下，便利用1916年寒假，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去實行，也因此對於寺院的清靜生活有了一定的好感，這可說是他出家的契機。

　　一九一六年的斷食嘗試可說是李叔同決定出家的契機。他斷食後寫〈靈化〉二字贈其學生朱穌典；將斷食的日記贈堵申甫，又將斷食期間所臨的各種碑刻書法贈與夏丏尊。此後，李叔同便經常到虎跑定慧寺習靜聽法，後來李叔同因目擊熟識之人彭遜之忽然發心在虎跑寺出家，深受感動，也要求皈依三寶，法號弘一，時年39 歲，從此獻身佛道修行，作苦行僧、行菩薩道，行腳雲遊，寫經弘法，終生刻苦修行，為佛門立下千峰一月的典範。

　　如果物質、精神、靈魂是人生的三層樓。豐子愷認為：「弘一大師，是一層一層的走上去的。」一九一八年，在俗的李叔同，於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從此成了弘一法師，時年三十九歲。黃福海曾問他：「我可不可以這麼說：佛門中的生活就是藝術的生活呢？」法師回答：「各人的觀點不同，也可以這麼說。」豐子愷對於弘一大師的由藝術昇華到宗教，「一向認為當然，毫不足怪。」弘一大師的這種生命feeling追尋，是一種人格的完滿和昇華。夏丏尊評價他「做一樣，像一樣。」豐子愷也說：「少年時做公子、像個翩翩公子。中年時做名士，像個名士。」；「當教員，像個老師；做和尚，像個高僧。」因為他「做一切事都『認真地、嚴肅地、獻身地』做的緣故。」李叔同自己在對寂山長老提及出家緣由時說：「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在物質、精神生活之後，他要探究「聖潔神秘」如天心月圓的人生圓融。

　　出家的最初五年，他雲水行腳，做苦行僧。一九二四年，追求完滿人格的他赴普陀山參禮印光法師，印光法師平生不求名利，不蓄財物，不蓄剃度弟子，事事躬自操作，衣食雖極簡，教化卻極廣。弘一法師在印光法師身邊熏染七天，觀察他的一言一行，並銘記在心，成為他日後人生的準則，並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一一實行。夏丏尊先生在《生活的藝術》一文中這樣描寫：「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毛巾好，白菜好，萊菔好，鹹苦的蔬菜好。」；「甚麼都有味，什麼都了不得。」能在瑣屑的日常生活中咀嚼出它的「全滋味」，能以歡愉的心觀照出世間的「本來面目」，這種自在的人生，光明的心地，一如「光明殊皎潔」的涼月，是何等「了不得」的風光！

　　法師自律律人，一本對人生認真的態度，對僧才思想、行為的教育更是「誓捨身命」的啟導。這種情懷，一如那首「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的小詩，是對弟子花開燦爛的期許，也是自己「一花一葉，孤芳致潔。昏波不染，成就慧業。」的寫照。

　　弘一大師的一生，都是藝術的。在大師的人生feeling追尋中，由「悲哀與愁苦」的斜月，提昇到清涼朗月的嚮往，並在極簡單卻極豐富的生活中，涵養出恬淡皆宜的自在圓滿。趙樸初在大師百年詩句中說得好，「無數奇珍供世眼，一輪明月耀天心。」做為一代教育家、藝術家，後人在仰觀大師「天心月圓」的人生作品之餘，倘有會心，何嘗不能渲染出自己的人生「佳色」呢？

　　弘一大師的藝術觀點，有以下幾點：

　　一、「一切世間的藝術，如沒有宗教的性質，都不成其為藝術；但宗教如沒有藝術上的美境，不成其為宗教。佛經上的至理，足可說明它是一種藝術，一種精神界的藝術。」

　　二、「我深知一個人一旦傾心於某種愛好，便令人入迷，甚至於發瘋的程度；一個人愛好一種藝術，如果不能到『專一』的程度，便不會有所成就，也不足以成為一個藝術家。宗教的行為本質便是一種精神的藝術，如果一個人出家後依然耽於世間藝術，而放棄精神上的藝術，則與世間的藝術家有何分別？那又與未出家有何分別？」

　　三、「弄文章藝術的，不能沒有量，沒有涵養；不能沒有方寸，沒有人格。德行陪襯著藝術，總有綠葉扶持牡丹之美。」

　　四、「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敗，因為事情失敗、不完滿，這才使我常發大慚愧，能夠曉得自己德行淺、修養薄，那我才能努力用功，改過遷善。」

　　五、與夏丏尊作別的偈子：「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李義山的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仍有一份莫名的感動，吐絲讓人覺得有如一個生命的轉折點。弘一大師圓寂前，寄給好友夏丏尊和得意門生劉質平的空明偈語：「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體證了他恬淡自如而圓滿的一生，也留予後人無盡懷想與傳頌。

　　由大師偈語中體悟到從李叔同到弘一，這其中的糾葛，是一段生命歷程的自覺與自省。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他以慈悲喜捨悲憫渡世，護生護國。而圓寂前留給妙蓮法師的，則為「悲欣交集」四個字。這最後四字「悲欣交集」猶如他一生深遂高潔的靈魂，也是他一生對於藝術生命feeling熱誠追尋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