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女高百年來的時空變遷 文／高傳棋
一、前言
中山女中已有百年歷史之久，創校至今共歷經四次遷校，從文風鼎盛的士林新街，到宗教文化匯聚的艋舺老城、商業機能繁華的西門町，一路遷到農田廣袤、鷺鷥翩韆的朱厝崙與上埤頭交界一帶。雖每次的遷校有其不同理由，但一路走來其發揮的功能卻始終如一，在培育扮演近百年來安定、繁榮臺灣社會的女子精英教育上深具貢獻。本文將透過目前散落在各處，由當時校方所遺留下創校紀念誌、遷校新築移轉紀念誌、統計一覽表；以及臺灣總督府各年度的公文類篡教育史料、學事年報、臺北州(市)報告書等官方史料；與各專家學者相關的研究和報導，並配合作者本身珍藏多年的各類舊地圖，來對這所臺灣島內歷史最為悠久、台籍畢業女學生數量最多之女學校其遷校過程作一深入淺出的分析，重點放在各時期校地所在附近空間地域之發展、形構過程、地方特性、居民內涵、產業經濟、文化活動等逐一探討，藉此去分析這四個不同的地域內涵如何影響長年在學的師生，尤其高達三、四成的寄宿師生每日的生活起居如何與各地域內涵相互結合，而四個不同地域特性在扮演學校未來課外教學上又具何種功能，最後再以身為社區中最大之公共場域的學校如何與所在之地域作一互動，而該地域之特性又如何納入未來相關課程之教學上來作一結論。
二、創校於文風鼎盛的士林新街(1897∼1908年)
清康熙42年（1703）鄭維謙率漳州府移民開墾了芝蘭堡，直至清乾隆末年才粗具規模，道光年間（1821∼1850）八芝蘭的人大都居住在「芝蘭街」（今舊街里神農宮附近，當時市街景況依潘光楷記：「士林舊街，古芝蘭街也。
前清中葉，此地四通八達，集散地方土產，兼販運海魚，遠至金包里、滬尾、雞籠或桃園等地，都有負擔者肩挑來去，當時不愧為臺灣北部物資集中地區；至清道光年間，台北商埠漸次宏開，河運之利用亦逐漸頻繁，是時舊街之地點，已感不便矣」。再加上咸豐九年（1859）的漳泉分類械鬥，舊街被大龍峒與社子方面的泉州人燒毀殆盡。肆後街民倡議重建，地方縉紳潘永清力主張遷地興建，得到街民贊同，於是選擇舊稱下樹林之地建設新街，此時大東街曹厝，大北街枋橋林厝，石角的楊厝、魏厝都割地出來建設新街。新街成一長方形城市，以慈諴宮為中心，四面設有街道，即大東、大西、大南、大北等街肆（施百鍊，1998，頁166∼195）。
整體看來，八芝蘭新街是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計劃都市，除具備經濟、宗教的功能外，其四周腹地山明水秀，且古來環境亦是作學問的好地方，所以地方有漢文素養的人很多，每逢元宵、清明、中秋等節慶，常會舉行燈謎大會，主辦的書房老師除了從古典經書、唐宋詩詞、椑史小說、俚諺俗語中來出題外，也會在這些地方節慶猜燈謎時出些有關於街坊古老之事，例如「往來無白丁猜一地名（即士林）」，當時對漢文有素養的民眾均會爭相參與猜謎（楊雲萍，1941，頁215；潘迺禎，1941，頁218）。
士林這種自古以來的文風鼎盛，很多文人開設私塾的現象，直到日治時代仍有教授漢文的「書房」（曹銘宗，1999，頁30）。根據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木下邦昌於明治29年（1896）以四星期的時間巡視臺北縣及各支廳管轄內區域後所撰寫的教育視察復命書中曾提到，在明治29年九月22日時，來到八芝蘭視察其境內的書房，得知當時士林新街內尚有書房五間（林品桐，2000，頁167、194），其中又以位於大北街及大北後街所開設的書房學生數最多，這也可反應出為何中山女中的前身也是最早由日治殖民政府所開設的全台第一所女子分校場也恰創建於士林大北街上。
這所在日治初期明治30年(1897)四月所成立的「臺灣總督府國(日)語學校第一附屬女子分教場」，最早是選擇在離當時設立於士林芝山巖開彰聖王廟內之國語學校附近「陳紅九大厝」--三埔竹仔為校舍（中山女高，1997，頁 5），此校舍位於士林街東北端（即日治士林停車場的西南），每年租金約千圓（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窗會學友會，1933，頁 8；中山女高，1982，頁13）。最早校舍的詳細地理位置，可以根據1933年《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一書內所附比例尺為1/1000，明治40年（1907）左右「士林時代的校地、校舍及附近圖」，以及1910年《台北水道》一書中內所附的「臺灣神社水道及士林水道圖」等兩張地圖來分析得知，當時士林女子分校場時代的校舍、士林市街、停車場、八芝蘭公學校等機構之空間位置，創校初期學校四週尚屬水田與竹林，無其餘住家，女學校位於八芝蘭公學校（今士林國小）東南方，女學校往北走舊有淡水道路約百餘公尺即可到達公學校，兩學校的校區有所重疊。
此外，如要窺知當時女子分教場附近的生活點滴，則可根據原第三附屬學校木原豪書記在1933年《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中所發表＜三十年士林生活的回憶＞來得知，據他表示這所女子學校最早所在的士林地方，其家鴨、雞卵、蔬菜等物資供給豐富，但交通不便，仍以步行和乘轎為主，大洪水偶爾氾濫，致使鄰近的劍潭川與雙溪溢洪，渡橋和渡舟無法使用，污水入侵家屋，且地方常有熱帶風土疾病，諸如皮膚潰傷等，其中位於芝山巖學堂的五、六十人部員中約有十數人得病，女學校也有一人得病（木原豪，1933，頁332∼335）。而當時整個士林街肆內只有警察署警官夫人、郵便局長官夫人、國語附屬學校主事上野道太郎氏的夫人和女兒等四名日本內地婦女；創校初時，學生的手藝作品可拿到校外商店去陳列販售，而所獲得的利益由學生與商家共同分配（鈴木□□，1933，頁335∼338）。此外，上述所言的雙溪溪流暴漲事件，根據當時校方呈給總督府的年度報告書中的描述，是因為1897年十月11∼12日有強烈暴風雨，致使13日雙溪溪水暴漲，所以當天學生連一人也不能來上學，校方當日只好臨時宣布休假停課（林品桐，2000，頁22）。
雖然最初女子分校場所在的地方會因交通不便、衛生條件不佳、或遭遇洪水災害而致使學生無法到校上課。然由於此地創設了全台第一所女子分教場，且士林恰位於臺北往北投、淡水的中繼站，故學校創建後，殖民政府即開始加強對士林附近的地方建設，諸如1899年四月一日設置「八芝蘭郵便局」、1901年一月開始於士林新街南側劍潭山山腰建造全台最大的「臺灣神社」、1901年八月25日位於學校右側的淡水線鐵路「士林火車站」開始營業、1901年十月「明治鐵橋」與「□使街道」（今中山北路）完工、1904年十一月女子分校場的母校「八芝蘭公學校」新校舍落成、1908年成立「八芝蘭園藝試驗所」、1911年五月八日芝蘭新街接通現代化自來水道等等（施百鍊，1998，頁187∼189；田中一二，1931，頁82∼83）。
上述當時地方的種種建設，雖然不能完全說是，因有女學校在此，所以才引起執政當局對士林地方上的加強建設，然有一點不可否認的是，創建於女學校設立後第四年（1901）才興建的臺北至淡水間的鐵路，在選擇士林地方上的車站位置時，則考量鐵路線避免穿越發展已具規模的士林新街肆，而選擇緊鄰市街右側通過，而車站位置則選擇緊鄰在女子分校場旁邊，以利學生的通勤。所以根據當時任教於此的櫻井馨老師表示，士林時代（1897∼1908）的女子學校，其校地所在的位置具有下列三優點：1.士林昔日文風鼎盛且地方父老非常重視讀書與女子教育；2.士林風光絕佳，往南可至臺灣神社，且基隆河與雙溪匯流處是釣魚的好地點，向北可眺望大屯、七星、觀音等靈峰，且有北投溫泉、草山桃樹、竹仔湖櫻樹；3.淡北鐵路與□使街道（今中山北路）完工通車後，從士林至臺北或淡水均有往來交通（櫻井馨，1933，頁 362）。而且在1899年三月間，女學生因地利之便，和總督府國語學校全校學生及附屬中學科學生，在校長及教官之率領下，從八芝林入北山，迂迴紗帽山，到北投進行校外遠足運動。(林品木同，2000，頁790)
根據當時校方呈給總督府有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女子部學生上課開始案」的檔案史料中得知，在1897年創校當時全校共有48名學生，其中已婚者有17人、未婚者有31人，平均年齡約為十五歲九個月，其中年齡最大者快接近三十歲、最小者才剛要滿七歲。從學生家長職業別分析得知，庶業有17人、商業者有14人、農業者有 6人、勞工有6人、工業者有5人。此外，就學生通學里程概算得知，最遠者為家住三角埔庄，距離學校約有1962公尺，最近者為家住學校左側的士林大北街上，離校距離只有 218公尺。由上述種種的統計資料我們可窺知到，在創校初期女學生教育的招生對象，大多以學校附近之成年已婚或未成年未婚的女孩子為主，每日上下學從家中至學校的時程，除住在三角埔庄2人、稻埕大館街1人，他們需花較多的通學時間外，其餘不論是住在學校東側士林舊街與德行村的學生，或是住在士林新街肆內裡大東街、大西街、大南街、大北街等學生，他們每日只需花10多分鐘的步行時間即可到學校去上學。
而女學生家長的職業也以從事買辦之庶業或各種商業為主，相反家中如以農業或勞動業為主的女孩子，其上學機會則相較於前兩者要來得小很多。此外，配合「明治三十年國語學校五月份事務報告」來分析可得知，當時全台第一所由殖民政府所舉辦的女學校，由於入學學生的年齡限制不多，所以才會有同一年級之學生年齡竟然可以相差到22歲，當時學校單位為了避免因年齡之差距甚大而影響教學品質與上課進度，故一開始即按照年齡之大小分成兩組，其中乙組的女學生以
7歲以上至14歲以下之學生所組成，共有24人，甲組則由15歲以上至30歲為止，共有24人，而其中有關兩組女學生的教學進度、時數、學習能力、各科目上課情形，我們可從當時由學校方面呈給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永久存檔之檔案文件中記載而窺知一二：
〞乙組仍以七歲以上十四歲以下之學生組織之，故學科之進度非常遲緩，尤其如國語科一時，以片假名二字或以三字教學，比起日本本國之尋常一年生入學當時，其吸收力甚弱，蓋尚未執筆寫字，向來並無注意文字之結果，總之，彼等女子，如文字號識別之腦力，非常薄弱，然而反射的記憶力比較佳。就造花、編織物及裁縫，彼等之忍耐力，日本之女孩子是無法可比，當年七歲之女孩子，尚能在二小時之長時間從事同一之工作，並無絲毫倦怠之顏色，如在日本本國無法看到之現象。甲組以十五歲以上，三十歲為止之學生組織者，甲組之本國語教學，本待彼等稍微熟悉學校生活然後開始之，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上課一開始，翌日多數之學生即不斷地要求希望用日語上課，蓋希望女教師，常以本國語教學為最大之原因，雖試以三、四日，確定彼等之意向，本週自星期日起開始上課，其吸收力大略比起乙組，與年齡成正比，尤其可喜者，學生中有三、四名確實能寫五十音。如造花是彼等之嗜好，最為適當者，時常憂心時間之不足，已經報告放學時間，尚將材料拿在手上，屢次請求仍不停止。編織物因為時間甚少，無報告之材料，裁縫仍在家應作之事，帶來縫製。〞（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篡明治30年乙種永久保存第21卷，收入在林品桐譯著，2000，頁316∼318）。
至1898年八月28日，總督府頒布「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規程」將1897年四月所設立的第一附屬女子分校，更名為「臺灣總督府國(日)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李園會，1997，頁40），又稱「士林女學校」，並於隔年1899年時增建校舍，包括大厝正廳、東西廂及庭院（中山女高，1997，頁 5）。依據該項規程第一條規定，第三附屬學校以教導普通科及手藝為目的，分為本科及手藝科。其中手藝科是實施臺灣人子女初等普遍教育與簡易高等普通教育的機構，且由於當時臺灣尚缺乏一所女性教員的養成機構，因此手藝科的畢業生過半數以上均被各地方公學校延聘為教員（李園會，1997，頁40）。例如1898年時手藝科生有46人，普通學科生34人，其中在1899年時，手藝科首屆12名畢業生中有 9名立刻成為公學校教師，而手藝科這種以鼓勵教書為業的女子就讀目的，致使她們的往後學妹也多任教於公學校。女教師的訓練在兩個重要方面異於男教師，首先是女子修完公學校四年課程後始可入學，而男子得修完公學校六年課程後才能入學國語學校師範科，其次是手藝科比台籍男教師的課程少一年，所以台籍女性教師因而比男教師少了三年的訓練，同時，公學校本島人女教師的收入比男姓少得多，這是當時日本教育界的常態（林正芳編譯，1999，頁58∼59）。至1902年三月30號時，則又依據總督府府令告示第三十四號規定，改名為「臺灣總督府國(日)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直到1905年為止，這所是當時殖民政府提供台籍女子唯一的公立「高等教育」的學校，總計有 180名學生，其中約四分之一47名就讀手藝科（林正芳編譯，1999，頁24）。至1906年四月五日時，總督府根據府令第二五號將第二附屬學校的本科廢除，由附近的八芝蘭公學校（即今士林國小前身）所接收，而第二附屬學校則繼續辦理培育臺灣籍女子教員的任務，並將原有之手藝科改成技藝科（李園會，1997，頁40），並以算術、日語、理科、圖畫、體育、修身、裁縫、造花、刺繡、寫字、唱歌等為主要教學科目（中山女高，1997，頁 5）。而當年新規程中所規定設置師範科及師範速成科一案，因預算及其他理由而停擺，而只能如上述所言將原有的手藝科改為技藝科而已，因此導致學生在1906當年度全校學生銳減至只剩下26人，學校幾乎處於閉校的邊緣，不過從1907年二月開始，在臺灣全島招募技藝學生，全校的學生數才稍見增加（李園會，1997，頁40∼41）且中南部開始有學生十多人就讀，住宿於老師家，並且為這些來至臺灣全島各地之女學生創立「寄宿舍制」，而校方也於此時開始規劃遷校（中山女高，1997，頁 5）
三、寄人籬下於宗教文化匯聚的艋舺老城(1908∼1915年)
結束士林時代的11年，女學校於1908年四月16日遷校至艋舺龍山寺蓮花池畔左側。根據當時總督府學務部屬大橋毅的描述，女學校會從士林移轉至艋舺的理由在於：
1.學校主事者可以兼任數校，在教育運作上較統一方便；
2.判任教諭進升至奏任教授有其遷校之需要；
3.士林所在地方交通往返時間較不經濟；
4.附屬學校遷到本校附近其校務運作上較經濟且方便。
而當時遷校時，士林地方的人士覺得很可惜，但也了解這是大勢所趨，所以均能諒解贊成，當時在地出生的女學生也因遷校而自動退學，一部份轉學至北側鄰近的八芝蘭公學校繼續就讀，而艋舺、大稻埕兩地境內學生的適時補充，也避免了剛遷校至艋舺的附屬學校最初招生不受動搖（大橋毅，1933，頁365∼366）。
當時由於全校師生人數不多，學生只有84名，所以無興建自己的學校與教室，只借用艋舺公學校三間教室來授課（今桂林路老松國小），而宿舍則設於祖師廟內。女學校初遷校至艋舺這所當地最為古老的公學校，其前身就是創建在1896年於學海書院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在隔年校址由學海書院遷往祖師廟，並於1898年改名為艋舺公學校，至1907年再由祖師廟遷往剛剛落成，位於龍山寺蓮花池畔左側、艋舺地區最古老且最繁榮的剝皮寮街北側附近的新校址。剛落成的艋舺公學校，採取木結構二層樓式建築，且外型留有走廊設計，據當時校舍平面圖來分析，校園三面有教室，中央留設操場，這是日治時期最常見的小學校園規劃型態（李乾朗，2001，頁 135）。在新落成校舍不久，隔年1908年搬遷於此的臺灣總督府國(日)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不僅在校內可享用新的教室設備，且有足夠大的操場可讓女學生上體育等相關的室外課程，直到1910年才又再更名為「臺灣總督府國(日)語學校附屬女學校」。
此外，根據1907年1/5000《臺北市街改正全圖》、1911年1/3700《飛行機素描最新臺北市街鳥目全圖》、1916年1/8000《臺北市街平面圖》等三張當時相關舊地圖來分析可得知，搬遷至艋舺只有短短的七年，這所全台最早的台籍女學校，雖在當時艋舺無自己的專屬學校而寄人籬下，但這七年間在此上過課的女學生，除了享用上述所言新落成之硬體設備外，且於平日通勤過程中，或多或少也可體會到全市發展最為悠久的老街區艋舺境內之人文風光，在當時其區內遍佈許多大大小小知名的宗教廟宇，如學校右側的龍山寺與大眾廟、北側的祖師廟與艋舺基督長老教會、東北側的媽祖宮等，學生行走在這種以宗教廟宇所構成的老社區，也感受到以廟宇來命名的街肆名稱，例如在當時住宿的外地學生或老師，上完課出校門往北走，約十分鐘內即可抵達設於祖師廟內的宿舍，而祖師廟附近的道路即以祖師廟前街、祖師廟後街、祖師廟橫街等來命名，在當時宿舍廟口前方恰設有一間派出所，師生夜晚安全受到妥善的保障，而過了派出所後方，尚有許多上述所言以廟宇來命名之街肆，例如土地前街、土地後街、媽祖宮後街、王公宮口街、水仙宮口街等，在當時尚未實施舊街庄名改正之前，全艋舺地區由清代遺留下來的街肆約有44個，其中以宗教廟宇名稱來命名的就高達12個，這反應出當時學校遷移到漢墾移民所興建的傳統街肆內，而全校師生在此上課，除了學習到學校所教授的現代化知識與技藝外，校園外則到處充滿臺灣道地的宗教廟宇文化。
而這所全台第一所台籍女學生專屬學校，也在遷校一切穩定之後，學生人數從1908年的84位，至1912年正式再突破一百人，至1915年初，在艋舺上課的最後一年時，全校學生人數已達 135人，較剛來時約成長出一倍之多，短短的七年時間，學生人數可增加這麼多，除了上述所言在臺灣全島各地招募技藝學生，並為這些來至臺灣各地之女學生創立「寄宿舍制」，寄宿學生從在艋舺蓮花街時代剛遷校時1908年佔全校學生總數 17.86％的85人，持續快速上升至1915年佔全校學生總數 58.52％的79人。女學校從1908∼1915年在艋舺蓮花街近七年的歲月中，每年平均約有四成以上的住校生，所以艋舺時代女學校附近以廟宇所構成的老社區與舊地名（臺北市在1920年才實施市街地名改正），對於當時住宿的外地學生或老師，就有相當成份的潛移默化的空間認知作用。
此外，在艋舺的寄人籬下的七年歲月中，其學生人數會明顯地上升的另一原因，可能在於遷校後的所在地艋舺，除了其境內在當時居住有較多的臺灣人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艋舺鄰近的大稻埕、下崁庄、加蚋仔庄、古亭村等街庄內擁有較多的台籍漢墾移民，有別於臺北城內、龍匣口庄、三板橋庄、或小南門、西門一帶以日人居住地為主（溫振華，1986，頁147∼152），故當時位於臺北城內，今日的北一女中即是當時專為內地人日籍女學生所設立的學校。故鄰近的街庄想要繼續升學的女學生，為這所寄人籬下的台籍女學校提供了最佳的學生來源，這點我們可以從這些街庄內的公學校諸如艋舺公學校、加蚋仔公學校等今日所遺留下的歷屆畢業女校友目錄中得知，從公學校畢業後的許多女學生，後來繼續來此升學，取得教師資格後，再回到自己成長的家鄉服務，例如筆者住家附近的加蚋公學校（今東園國小），早期許多傑出的女校友諸如柯楊美德、王陳美女、許鄭珠枝、楊青吟等，從公學校、女學校修業後，均回到當時自己家鄉全庄唯一的公學校服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加蚋公學校（後改稱為東園公學校、東園國小）服務長達三十二載的王陳美女，從教員、主任、一路至1959年時還出任當時臺灣全省第一位國小女校長（東園國小，1991，頁25∼31；2001，頁86）。至1913年起女學校則開始利用暑假時間辦理各地台籍現職女教師的暑期講演會（中山女高，1997，頁 6），即類似今日的教學暑期進修班。
從上述的例子中可得知，這所專為當時台籍女學生所設立的學校，不論是最早創設於士林、或中途搬遷至艋舺、西門町、乃至於到最後的朱厝崙等不同地區，其對於培養學校鄰近各個街庄，甚至全臺境內的公學校女教員具有相當大的貢獻。根據1899∼1935年學校歷年的《學事年報》得知，平均約有11％的畢業生畢業之後會擔任學校老師 、4％會繼續升學，歷屆畢業生其中約有24％曾任老師，但由於結婚或其它緣故而結束教學工作，轉而扮演家事從事者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1900∼1918年隸屬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的時候，技藝科共計有 319人畢業，其中曾任老師工作者，就高達 216人，約有七成左右。故在士林、艋舺時代尚未改制成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時，附屬女學校具有提供了入學臺灣女子進修與職訓、證照教育的功能。
四、興建「校舍與學寮」合而為一於商業機能繁華的西門町(1915∼1937年)
在艋舺寄人籬下的七年中，雖然學生人數穩定的成長，然終究無法有自己的獨立校區，於是當時校方與有關當局即開始尋覓適合興建學校的地方。在當時恰逢艋舺市街北部，沿淡水河與大稻埕間的地區（即今日的所謂的西門町一帶），約有面積40餘公頃，居民只有1300餘戶、5000餘人。在當時因此地區海拔標高平均約有2.48公尺，較「市區改正」後的預定西門圓環地盤標高6.36公尺，相去甚遠，以致於該地區因常年積水，污水無法排出，且住宅外圍多為水田與傳統農舍，甚至到處可見養魚池的魚塭、也可發現墳墓（田中一二，1931，頁55），鄰近艋舺與臺北城內等市街排出的污水於此地滯留腐敗，蚊蠅滋生，都市衛生極為不佳，且每夏秋之交，因颱風豪雨所帶來的淡水河河水氾濫，積水情形更為嚴重（黃武達，2000，頁7-1∼7-4），致使這地區常年的土地利用與都市景觀相較於南側商業繁華擁擠、宗教鼎盛的艋舺市街，以及右側由清末至日治殖民政府強力規劃下，集政治、文化、軍事為一體的臺北城等兩個市街地域差異甚多，這點我們可從1907年1/5000《臺北市街改正全圖》、與1911年1/3700《飛行機素描最新臺北市街鳥目全圖》等兩張地圖來得到驗證。
至1913∼1915年，由於該地區左側淡水河堤防分段施工完成後，才得以解決該區長年深受河水倒灌問題，當時地方政府臺北廳與當地地主取得協議，決定展開「艋舺窪地」填土事業，該項當時全台第一次大規模的填土事業於1914年十月27日開始進行，至1917年五月 7日完工，填土面積高達 44.87公頃，高度也由2.48公尺填高至6.36公尺，並於1919年三月31日完成重劃工程及土地分配，而各街廓亦於這段填土工程間增設細部道路與公共設施（黃武達，2000，頁7-1∼7-4），使得艋舺、大稻埕、臺北城等昔日所謂的三市街真正可以密切銜接（高傳棋，2001，頁66∼71）。
而當時寄人籬下急於尋覓校地的女學校，恰逢天時與地利，於是在該填土地區較臨艋舺市街的北側地方，即西門町三丁目11番地的後菜園（今內江街國立護校校址），取得一塊面積約有3798坪的校地，其中約有1400坪的校地是以每年2500圓向當時艋舺當地大地主仁濟院所租借的。根據《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一書內所附1933年1/1200「現在建物之建築沿革圖」，配合1914年1/8000《臺北市街圖》、1916年1/8000《臺北市街平面圖》、1928年《大日本職業明細圖第一五六號：臺北市》、1932年1/6000《臺北市都市計劃圖》等四張地圖來作疊圖分析可得知，從1915年艋舺遷校至此，到1933年這近19年間，女學校的校園、教室、宿舍等硬體空間範圍的變化。在1914年的地圖上，祖師廟的北側學校預定地的街廓內尚未出現有任何建築物，而此時地圖上所標繪的「芳野亭」（後改稱為芳乃亭或芳乃館），即是當時臺灣境內第一家的電影院，在1911年七月時正式開幕（葉龍彥，1999，頁47）。至1916年的地圖上，則明顯看到學校預定地的北面蓋建了一所城西小學校（後改名為壽小學校，即今日的西門國小），而女學校預定地上則出現了一棟大型主建物，是興建於1914年二層樓式的「寄宿舍本館和食堂」，以作未來年年劇增的住校生之用（1916∼1922年間住宿生年平均高達全校學生總數54.43％，近135人之多達歷年之最），而地圖上的寄宿舍之建物中間空白處即為當時「學寮新築紀念園」，作為匯集從士林、艋舺時代到校來訪的重要來賓所親植各類種樹之所在地。至1928年的地圖上，除可明顯看到原有的城西小學校改稱為壽小學校、芳野亭改稱為芳乃館外，在原校地上則分成兩大區，左邊隸屬西門町三丁目13番地號為「第三女學校」，即是白天學生上課教室與老師、行政人員的辦公區，而右邊隸屬西門町三丁目11番地號則為「女學校寄宿舍」，即是夜晚住校師生的宿舍區。至1932年的地圖上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從學校硬體全部完成後的空間配置，除原興建於1914年，位於校園中央的舊木構造寄宿舍規模有明顯擴建外（分別於1918年擴建巽寮、1919年擴建食堂、1920年擴建南寮），其左側原1916年地圖上一大塊的空地上，則出現了以磚木構造環四面的校舍，中央留設操場，約有兩個網球場大，作為平日朝會、或上室外體操課之用，而教室與宿舍間則用長廊建築來相連。這塊位於西門後菜園佔地3798坪的校地，從1914∼1928年間，共興建了1667坪的建築物，其中校舍有1150坪、學寮宿舍有481坪、官舍有36坪。
此次的遷校之後，女學校才正式確定了有自己專屬的教室與校園。雖然校園中的操場只有兩個網球場的大小，但每天依然進行著氣勢非凡的體操（張蒼松，1997，頁72）。遷校當時，除了開始有著自己的校服外，並於1915年要遷校至西門後菜園時，入學採選拔加考試，而不再只是當初位於士林大北街或艋舺市街內時，大多只招募來自學校附近的女學生，從此學生素質才逐漸獲得提高（中山女高，1997，頁 6）。此外，除了學校硬體與入學方式有所改變外，其教學內容在這一時期也有所調整，例如於1915年時在課程中增加地理與歷史課以作為師範教育鋪路（中山女高，1997，頁 6）。遷校後的第二年1917開始，每年的新生也從40餘人，增加至92人，全校的學生也在1918年時開始打破二百人的歷史記錄。校方考慮外地學生將逐漸越來越多，且原有的木造宿舍有限，於是在1918年間興建「巽寮」宿舍，1919年擴建食堂（學生餐廳），並增建特科教室（中山女高，1997，頁 6）。從當時所遺留下的舊照片中讓我們得知到，當時住宿的女學生於開飯前必須齊唱一曲「粒粒皆辛苦」，且在宿舍自習室作完功課，晚上就寢前，再為平安渡過一天唱首感恩的歌；而畢業生則利用暑假返校至特科教室內修習家事課，在當時中國料理老師聘自江山樓的廚師，而日本料理老師則聘自鐵路飯店（張蒼松，1997，頁73∼74）。此外，根據1922∼1935年間三高女全校學生出生地與籍貫分析一覽表中可明顯得知，雖然全校學生中仍以出生於臺北者居多，然遠從臺灣島內各地來此就讀的外地學生每年均維持在一定比例之間，其中又以新竹與臺南兩地最多，高雄與臺中兩地居次，而來至臺東或花蓮之學生數則不到10位，籍貫為中國或外國的女學生全校平約每年約有 6位，其平均數較臺灣後山地區之花蓮與臺東還多。而全校學生中從1922∼1924三個年度時，出生地在臺北的比例未達80％之外，其餘各年度全校學生均高達80％以上在臺北出生，且有逐年上升之趨勢，其原因主要在於1922年時開始招收內地日籍女學生入校就讀，從1922年只有 9位，至1925年開始，內地日籍的女學生就已約佔全校學生數的五分之一，至1927年以後，全校女學生中每年約有百餘位是內地日籍女學生，這些日籍女學生其父母大多數是當時殖民政府的公職人員、或來臺北長期經商、工作、甚至居住於此的日本人。
再者，根據1925、1928、1930、1935四年度三高女學生家長職業與資產一覽表中來分析可得知，全校學生家長以從事商業居多約佔三成，其次則以公務自由業約有二成，而以農業為職業的學生家長數則呈現逐年遞減現象。學生家長資產以1∼5萬圓層級居多約有三成，較當時全台每戶資產平均數還高，且學生家長資產超越 5萬圓以上者，每年平均也約有百餘人，這顯示當時能就讀三高女的學生，其家庭背景多屬富裕，其中不乏為名望家族之後。
至1919年一月，「臺灣教育令」頒布後，實施師範教育的學校一律改稱為師範學校，並規定高等普通學校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需設置修業年限一年的師範科，以作為培育公學校教員，而依據當時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規則第八章之規定，師範科的教學科目為：修身、教育、國語、漢文、地理、算術、理科、家事、裁縫手藝、圖畫、音樂、體操等，其每週教學時數如下表所示。根據李園會教授的研究得知，當時所公立女子高級普通學校師範科和從前的第二附屬學校技藝科不同，不再只是培育具有專門技藝科能力的公學校教員之機構，而是在充實的一般教育基礎上，培育具有教學原理知識的公學校女教員為目的（李園會，1997，頁84∼85）。
故在此時期，女學校的除了將原有之校名從「臺灣總督府國(日)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更改為「臺灣公立臺北女子高級普通學校」和首定校徽與徽章外，並在同年1919年開始附設當時全台唯一的女子師範科，由當時約37位本科畢業生繼續讀一年，並在緊鄰學校南側原位於祖師廟內的宿舍中創設艋舺第二公學校（後改名為龍山公學校）為其師範科的附屬小學，（張蒼松，1997，頁78；中山女高，1997，頁 6）。
至1920年時，又建「南寮宿舍」，並增建師範科所需的刺繡、理科、器材等特科教室；隔兩年，在1922年時，又再度將校名改為「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將原有的師範科改為講習科來收高女畢業生，並以龍山公學校（此時該校已從祖師廟遷校至學海書院旁的自己校地上）為其附屬小學，且在同年升格為州立第三等高等女學校在此時則已梳妥髮髻，再載上斜紋毛料圓帽來作為學生平日制服打扮中的一部份，從當時一致的髮髻，儀容十分端莊的舊照片中，可一窺校規之嚴謹（中山女高，1997，頁 6；張蒼松，1997，頁75）。
位於西門町後菜園的女學校，從1915至1937年間，前後共約歷經23年之久，而這段時間橫跨日治大正初期至昭和中期，恰是日本在台殖民五十年中最為輝煌的一段，除了在當時臺灣境內進行現代化的土地測量、地圖繪製、市街改正（都市計畫）、都市防災、金融制度、教育推行、地方選舉等各種實質建設外，也將當時現代化的臺灣介紹給日本內地或島內居民所知，並將社會上所累積的實質財富用於文化教育建設與推廣上。例如開始從日本內地來了許多皇親貴族到臺灣來參訪，各地學校也開始有舉行滿數十週年的記念會、首次運動會、校外的畢業旅行、強身健體的戶外運動與健行、發行學校刊物、發展校友和家長組織等。其中與當時位於西門後菜園三高女有關的重要活動包括有1917年11月二日北白川宮同妃兩殿下來訪。1920年10月29日久邇宮同妃兩殿下來訪（。1922年四月26號時，在當時尚未繼位的昭和皇太子攝政宮殿下蒞臨學校參訪，這是他從四月16至27日在台灣共12天的行程中，蒞臨十二所各類學校中的一所，其地位可見一般（中山女高，1997，頁
4）。1928年10月三日天皇皇后兩殿下來訪。1931年六月，日本皇族賀陽宮恆憲王也前來參訪，並於參觀後，認為校園太小而主張遷校（張蒼松，1997，頁77）。1928年十月13日舉行創校三十週年紀念展覽會，並發行《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以及《扶桑》來作為校友與母校連繫之刊物。1933年十月14日舉行創校三十五週年紀念式，並發行《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創立三十五週年記念誌》，與「創立保護者會」，此組織類似今日的家長會（台灣經濟新報社，1938，頁172、22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0，頁34∼35；中山女高，1997，頁6∼7）。1927年時全校師生首次登大屯山與新高山（今玉山），並首辦畢業旅行和開始於每年的五月二十七日海軍紀念日，舉行全校「耐熱適應健行遠足」，行程分為臺北淡水往返和臺北基隆往返等三種，以訓練腳力，平時，則規定在地生一律步行上學（中山女高，1997，頁6∼7；張蒼松，1997，頁76）。1929年設置「學友區」，以作為各地同學聯絡之團體組織，並首辦運動會與第一次至日本舉行畢業旅行，至1930年實施臨海教育並開始上游泳課（中山女高，1997，頁5∼6）。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三高女在西門町的最後一年多的時間中，恰逢日本殖民政府在1935年十月10日至十一月28日間在臺北所盛大舉辦的「始政四十週年臺灣博覽會」，根據1935年《始政四十週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遊覽案內》與相關的史料得知，當時共有四處會場，其中最大的第一會場恰設在三高女學校附近，即當時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及西三線道路（今中華路），臨時搭建的展示館從公會堂前開始，在三線道路上往南一字排開，至小南門前為止，並設置一座橋跨越「橢圓公園」（今西門圓環）以連接各館。而第二會場雖設於一女高前方的新公園內，但在展覽期間有人行便道、公車可與第一會場相連接，且夜間也對外開放。這場為期近五十天，由當時臺灣總督府傾全力展示臺灣在其強勢且現代化的治理下產業、經濟、科技、工業、教育、學藝、文化、交通、保健、警政、司法、等庶政偉績，再則，也透過此活動來蒐集各方資料以供臺灣未來發展之參考，並展示日本殖民地朝鮮、南洋、與日本內地各物產與風土民情，藉此來加強對島內同胞對殖民母國的認同（陳一仁，1995）。
從上述所言得知三高女在西門町後菜園時，除了在一些特殊的日子中有重要之來訪貴賓與活動外，我們也可從相關的舊地圖與史料中發現幾乎每日在此生活之師生其學校附近的地域內涵。在當時女學校所在的西門町以內地日本人居住為主，內地人的家屋鱗次櫛比到處可見，形成所謂的內地人街，以西門市場的八角堂為中心，夜幕低垂時分攤販匯集於此擺攤於路邊，因散步行人而熱鬧的地帶，以及其附近一帶地方有內地人經營的料理店、酒店、咖啡店、旅館、戲院、常設電影院等等，成為熱鬧非凡的繁華場所；而裝扮美艷的藝妓亦在此居住者頗多，交通甚為頻繁，明顯呈現當時臺北地方花柳街的氣息，更有常設的電影院或戲院也多在這一帶（田中一二，1933，頁57）。此外，從1928年《大日本職業明細圖第一五六號：臺北市》、1935年《大臺北鳥瞰圖》，以及1922年《臺北市町名改正案內》、1934年《臺北市商工人名錄》等相關的舊地圖與電話簿得知，在西門築地工程結束，三女高搬遷至此的第七個年頭1922年時，學校所在的西門町、與其附近的新起町、若竹町、末廣町、元園町、築地町、濱町等地區，其商店約有
205家，約佔當時全市境內1247家中的
16.44％。至1933年時，三女高附近的西門、新起兩町的商家數均超過二百餘家，其中三女高所在地的西門町境內有
218家商店，而正面對學校校門口南側的新起町境內的商家則有227家，兩町的商家數僅僅只落後當時臺北城內的本町265家、京町222家
，和大稻埕境內的永樂町453家、太平町459家而已（尹詩惠，2000，頁123∼126）。至三高女在西門町的最後一年時，學校附近一帶的商家數已從1922年時的
205家上升至1937年
869家，而學校所在的西門町境內店家數除以總戶數所得的物品販賣業者的密度值更高達
36.31％，意旨在此町內的住戶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從事商業買賣為主，當時的商家密度僅落後位於臺北城內的本町40.7％、京町41.3％、榮町42.1％，排序在全市中的第四位（臺北州勸業課，1938，頁31）。
位於西門町最後一年1937年時，學校附近的商家總數雖然不比大稻埕境內高達3331家之多，但不論是文房書店、古物商、吳服(服飾)店、食料日用品雜貨店、纖維紡織品店、請負業、運輸倉庫業、貸付業、出版印刷寫真攝影店、洗滌店、接客業、市場攤販業、會社、車輪修理店、金屬機械製品店、果子店、醫療化學工業品店等商家應有盡有，讓當時位於此的女學校師生，不僅可在知識殿堂裡求知，也順便享 有休閒、購物、娛樂之地利之便。值得一提的是，根據1925∼1935年度的《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一覽》史料中，有關學寮寄宿生每日的作息時間表中可得知，當時學校內平均高達三、四成的住校生，於每日下午三點半至五點二十分間，約有二個半小時可外出至附近溜達，除了可就近順便購買課堂或住校生活所需用品外，也可至電影院或劇院觀賞，以減輕一天上課來的疲憊身心。
五、奠定根基於農田廣袤鷺鷥翩韆的朱厝崙與上埤頭交界一帶(1937∼2001年)
1931年六月，日本皇族賀陽宮恆憲王也前來參訪時認為校園太小而主張遷校，這一訪也促使校方與家長開始思索學校是否又需再度遷校以因應未來發展；再加上至1932年時，由於最早興建於此的主木構造校舍已歷經17年，遭受蟻害嚴重，而且根據同窗會與學友會的調查表示，當時全臺灣島內共計有11所高等女學校，不論是就其校地總面積或是每人平均使用之坪數來看，均屬最少且排名在最後一位，較第一順位的嘉義高女盡相差六、七倍之多，而且相較於總體校地平均總坪數1106坪、每人平均使用之坪數26.503坪，仍然差距甚遠。基於上述種種理由，促使1933年創校35週時創立保護者會，並由該會發起舊校舍蟻害調查、校地校舍改善助成會、以及相關陳情運動與集捐基金活動，來促使殖民政府准許興建新校舍（第三高女校地校舍改善助成會，1938，頁223∼227）。
當時的小野校長也於1935年四月六日由基隆港出發前往日本內地東京、千葉、神奈川、愛知、京都、大阪、兵庫、岡山、廣島、福岡等三府七縣境內考察相關的新舊校舍結構、樣式及及設備，前後長達34天，共計視察了包括東京府立第一高女、東京女高師附屬高女、東京府女子師範、東京府立第八高女、神奈川縣立橫濱高女、千葉縣立千葉中學校、名古屋市立第一高女、京都府立第一高女、京都市立堀川高女、京都市立二條高女、大阪府立清水谷高女、大阪府立夕陽高女、兵庫縣立第一神戶高女、岡山私立清心高女、廣島縣立廣島商業、福岡縣立福岡高女、福岡縣立福岡中學校、等將近25所的相關女子高等學，當時小野校長考察得知日本內地許多學校因木造式校舍老舊再加上不時豪雨與地震的侵擾，（臺灣在1935年也發生大地震這也促使遷校工作加速）致使許多學校倒塌且傷擊師生，所以日本內地有許多女子高等學校陸續改建成鋼筋式校舍。小野校長回台後，立即將考察所得的攝影寫真、設計圖、建築預算報告等資料提供當時臺北州土木課在設計學校時參考之用（第三高女校地校舍改善助成會，1938，頁
185）。1935年10月22日由校方與保護者會決定在上埤頭140、170
，以及朱厝崙164、167、168等番地號，面積約有
11000餘坪的農田上來作為興建新校舍敷地，當時買此農地價格約一坪六日圓。經1936年一月31日臺北州戶水內務部長估計整個遷校經費，包含買地、整地工事、校舍本館新築工事、講堂新築工事、本館設備添設、資料代辦等約需33萬日圓，然臺北州知事野口敏治表示其預算只有30萬圓，故最後由學校保護者會發動世界各地畢業校友，共募得
61012日圓（第三高女校地校舍改善助成會，1938，頁162、231∼268
）。在保護者會的努力之下，才得以解決該校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新校舍興築與遷校上的財政問題，並決定在朱厝崙與上埤頭附近重建現代化鋼筋混凝土式的校舍，1936年新校舍破土開工，興建了今逸仙樓、敏求樓圖書館（中山女高，1997，頁4∼7）。
新校地較西門町舊校地面積增加約三倍之多，且增築餘地約有9707坪，也較當時臺北一、二女高多出四千餘，可用作未來發展之餘地。有鑑於舊校舍年久面臨蟻害之苦，故新校舍採取當時最先進的三樓鋼筋混凝土造工法，興建一棟建地高達1650坪的校舍本館，即今日的逸仙樓。此樓館是建於臺灣島內現代設計運動興起的三Ｏ年代，因此採用鋼筋混凝土構造，造型新穎門窗比例簡潔而優美，外觀兼具垂直與水平線條之組合，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建築精神教室走廊附有置物櫃，地板施工精良，公認文精良的女子中學校舍（李乾朗，2001，頁
212）。當時剛完工後的樓館內部共有61間教室，一樓除有行政人員辦公室與衛浴盥洗室外，尚有最先進的圖書、醫務、音樂、樂器練習、博物標本室、家事、割烹、習字等各種應用技藝教室；二樓則以英語、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教室為主；三樓則有手藝、裁縫、和式作法、修身、國語、地理、歷史、地歷標本等教室。此外，尚興建了一間佔地
181坪，採鋼筋造的講堂（類似今日的活動中心），此講堂除可用於集會外，更可當成雨天體操場之用。至1937年七月七日全校師生由艋舺後菜園至上埤頭新校舍間，開始進行長達十多公里的師生手徒遷校工作。遷校結束後，選擇其鄰近的朱厝崙公學校（興建於1912年四月，今中正國小）為附屬國校，並將西門時代的光榮紀念館遷移至新校地運動場東側，隨後完成運動場二百公尺跑道及周遭環境的園林佈置（中山女高，1997，頁7）。
根據當時擔任臺灣通信社社長的田中一二先生，後擔任三高女第一屆助成會保護者會副會長，曾對三高女所在之朱厝崙、上埤頭與臺北市近郊的農村有下如此描述：「當時臺北南方近郊地帶的大安、下內埔、六張犁、富田町、水道町，艋舺市街西南側的東園、西園、馬場各町，臺北市北方地帶的宮前、圓山、河合各町，東方地區則包括有中庄子、朱厝崙、上埤頭、中崙、西新庄子等，上述這些地帶大多屬於農村，灌溉靠留公圳之公共埤圳供水，這些地方大多由廣袤稻田所組成，稻田上點綴的竹叢，而裡頭則是被竹叢所包圍若隱若現的傳統農家住宅，許多農田一年能狗收成兩次，在初夏與秋季收成時，繁忙農民的姿態，在遠遠連綿吹來的青田微風中，猶如在抖戰，悠悠在工作怪物般的水牛，一邊被喝叱，一邊在運犁的樣態或白鷺鷥翩韆飛舞其間的田園景緻，居住於都會地區者，若走到郊外散步，無論何時均能看到上述的農村狀況，而這些的近郊農村是提供臺北市民飽餐之米、蔬菜或水果的大本營（田中一二，1931，頁 198）。此外，根據當時帝國大學岡部德夫的的調查報告也可得知，學校尚未蓋建時，其鄰近的朱厝崙尚有 107甲水田、上埤頭也有34甲水田，雖較當時大直、大安、下埤頭、中崙仔、下內埔、六張犁等距離更外圍的郊區農村要來得少，然朱厝崙和上埤頭兩地卻是當時距離市中心最近且尚屬大片農田未大規模有建築敷地之空間所在。
從上文我們大概可窺知1930至1940年三高女新校地所在之空間地域外圍狀況，這與當時學生所寫成有關「新校舍」落成、遷移、生活狀況大致相同，均會提及到新校舍是位於廣闊的農田上，學生從新落成的教室窗外，尤其是位在二、三層樓的教室，均可眺望四周綠油油且白鷺鷥點點的田園風光（第三高女校地校舍改善助成會，1938，頁201∼222）。從相關舊地圖可明顯得知，第四次遷校的新校舍位於高砂啤酒會社的東北側，當時校地附近只有啤酒廠鄰近有內地人住宅外，其餘廣大的部份大多是水田與少數的傳統農舍，校地臨臺北至基隆街道，恰是未來臺北市區計畫發展藍圖上的中央位置，將來學校附近所有道路開闢時，不論是到大稻埕的建成町、或是大正町的四條通、松山，或是接大公園道路均相當方便。且根據當時校方表示，新落成的校舍向北除了可遠眺聳立秀麗挺拔的大屯、七星、觀音諸峰美景，並可就近參拜臺灣神社尊容；向南也可望見遠方高聳入雲界的青巒連峰、雄偉的群山；向東則是沃野連綿展開至遠方，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清翠稻田，稻田中處處可見農民辛勤耕作之狀況，以及水牛、白鷺鷥、汲水龍骨車等農村景色。此外，新校舍所在地的外交通關係，從校門西南徒步走出去，步行約二町（一町等於 360公尺）可接縱貫道路，此處有市營線公車，再往前一點至高砂啤酒會社門口則有局營的基隆線公車站，從這裡出發至臺北驛（即舊臺北火車站）約有二十三、四町，至北臺北驛僅約三點四町，然只有大正町四條通至校門前的道路未開闢，致使大稻埕、萬華及新店方面的學生通學不是很方便（第三高女校地校舍改善助成會，1938，頁90、201）。
至日治末期1939年時臺灣全島境內共有15所的高等女學校（林正芳編譯，1999，頁 214），其中又以臺北三高女所收的台籍女性人數為最多，高達 681人，而島內日本內地的本女性則集中在臺北一高女、臺北二高女、基隆高女、臺中高女、臺南一高女、高雄高女、花蓮高女等學校就讀。
回顧上述四次遷校的空間地域所在，除艋舺是寄人籬下無自己校地外，其餘包括士林新街、西門町、朱厝崙等三舊校地附近的區域發展，大多深受學校遷校至此，隨後有大量公共工程與都市計畫的投入，進而帶動附近地區的日後發展。其中又以當時四週均屬水田，尚未有任何都市計畫與公共設施的朱厝崙與上埤頭最為明顯。遷校至此的第二年1939年時，由總督府告示「第三高女附近地區」土地區劃整理事業，區域包括朱厝崙、上埤頭、中崙、中庄子等各一部份，面積約108.40ha，並於同年八月二日府告示第 268號，由總督府指定臺北市尹(即臺北市長)施行，當時預定竣工期限為1942年七月31日，然1941年爆發太平洋戰爭，在台的殖民政府無暇從事都市建設，都市計畫事業停滯不前，以致「第三高女附近地區」一土地重劃事業延展至1944年三月31日才完成登記程序（黃武達，1997，頁128∼129）。此外，在日治末期這一段時期由於受到抗日戰爭影響，學生被要求在松山空地種篦麻以供給風機用油原料；並種植蕃薯、花生、甚至在游泳池預定地種蔬菜以自給自足，生活十分艱苦（中山女高，1997，頁14）。
光復前，由殖民政府依據臺灣都市計劃法令及其施行之規定，於民國27年及28年間所辦理的「第三高女附近地區」之市地重劃，因戰爭的爆發所以光復前僅製訂「重劃施行規程」公告實施，及辦理「換地計算」，「換定預定地指定通知」，其餘「重劃公告」、「地價差額補償」及「重劃後土地登記」等程序，後因日本戰敗投降，而停止辦理。至1945年臺灣光復後，該項重劃未了業務，除由市府工務局接辦，繼而移交地政處，而後市地重劃委員會接辦，皆因原有資料殘缺不全，莫不半途而廢。迄1977年二月市地重劃委員會裁撤，同時成立土地重劃大隊隸屬地政處，接辦該項業務、該處於民國1977年七月間，調派有關專業人員，組織專案清理小組，擬定計畫進度，於同年十月積極展開清理工作。經深入研究並擬訂清理方案報奉行政院核定後，於民國1980年二月間公告重劃清理成果，並依程序核發新土地所有權狀，懸宕數十年之積案，至此獲得解決。而當時中山女中附近地區重劃範圍東至復興北路、南至縱貫鐵路邊，西至新生北路一段，北至南京東路二、三段。轄上埤頭、朱厝崙、中庄子、中崙、正大等五地段，光復前完成指定換地，至民國1980年三月完成重劃土地地籍清理，其清理後地段，重新編為中山區長安段一、二三、四小段，計2802筆，面積為111.947公頃，重劃後的都市效益有取得建築用地76.7570公頃（含保留地0.6929公頃、學校用地3.6953公頃）、公園用地1.3757公頃、市場用地0.3338公頃 、以及道路用地33.4309公頃（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頁1166∼1169）。至此之後，中山女中四周即以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結果開闢了許多區域性聯外道路，包括長安東路二段、建國南北路等，雖提昇了中山女中對外的聯絡交通，但也從此將昔日矗立在空氣清淨、綠油油清翠農田中的三高女轉變成今日位於穿越性車流區裡的中山女中。
六、結論與再出發
目前臺灣全島境內超過百年以上的高等學校少之又少，且像中山女中歷經四次的遷校過程可能僅剩唯一。中山女中在某種歷史機緣下的遷校歷程，提供了作者可利用在不同時空變遷的架構下，逐一去分析每次遷校時對學校本身所帶來的影響。然小環境需在大環境中才能得以滋養，故每次遷校所牽動出令人看似平凡甚至隱而不見的張力，可能影響著該校所在之地域環境發展，而大環境原本的地域內涵也會影響該校乃至於學生外顯的某種特質。
一般人較容易理解的是，校地面積的大小影響著學校硬體設施多寡，而其中教室數量影響著學生班級數與教職員數的成長，校地來源、面積大小、校舍主結構也影響著校園未來發展與學生成長規模，進而形成遷校之主因。中山女中從最初1897年在士林創校時僅有二百餘坪、二間土角磚造教室、個位數的教職員與班級數，歷經百年來的成長，已發展至校地面積達一萬餘坪、近百餘間現代化教室、二百餘名的教職員、七十五個班級數，歷年來的畢業生更達五萬餘名之多，學生來源也從早期僅已士林街附近為主，轉變到全臺灣島內招生、日籍學生的入學，到今日集臺北市眾女菁英。而當時大環境下的交通工具、學校位置、遷校距離也影響著遷校模式。雖然前三次學校所在地已轉不同用途，然其空間承繼有一定之歷史關係，故幾乎均為學校或機關所用。
此外，一般人較難發現的是，原校地前身的地域內涵與土地利用如何影響學校在此日後的發展，中山女中創校至今的四次遷校，從文風鼎盛的士林新街，到宗教文化匯聚的艋舺老城、商業機能繁華的西門町，一路遷到農田廣袤的朱厝崙，每個原校地均有其前世今身，這些土地故事與附近周圍大環境的自然條件、開墾過程、人文歷史、產業活動、交通運輸等面向有著極為密切之關係，它們不可能憑空而來，有一定的歷史軌跡與空間座標，今日再度重遊當時不同四次的學校場域，小環境的景物雖然已是人去樓空、變化萬千，然其大環境的地域內涵，卻有著一定的歷史繼承關係，今日的士林新街已轉換成臺北市重要的國際文化交流街區；艋舺老城依然述說它傳統老舊社區的命運；西門町已成為青少年商品與流行文化販賣區；而市地重劃與道路工程已將昔日矗立於農田中的三高女轉變成今日位於穿越性車流區裡的中山女中。
對於今日身處在穿越性車流區內就讀的女學生而言，昔日的四次遷校歷程不瞭解也可照常畢業，不會影響未來的升學之路。然如果可以花點時間了解學校的發展歷史，不僅順便可以獲得士林、艋舺、西門町、朱厝崙等四地的相關歷史人文與地理風貌，甚至可進一步探究四次遷校歷程對今日中山女中的意義，和其在臺灣歷史發展中的定位與未來遠景。該校從昔日扮演臺灣女子教育先驅、女子技藝教育與師範教育搖藍，轉變至今日在中等女子教育上仍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未來在已解除聯考壓力後，應朝向全知生活教育目標來進行。目前居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生或老師可能寥寥無幾，甚至學生對以往遷校歷程所知甚少，然在未來仍可在相關的歷史或地理課程中，將歷經百年時空變遷的校史加入該校特有之課程教材與戶外教學中，尤其是學校曾經所在四個地域空間在今日可扮演的戶外教學角色，不論是士林境內的史前遺址與山水之旅、或是艋舺境內的傳統宗教與民俗傳承、與西門町境內的街區改正與商業變遷，乃至於目前學校附近朱厝崙的舊地名與土地變遷等戶外教學。想必透過校內專業知識的啟發與校外鄉土之愛的養成，未來不論是學校在尋根、傳承、與創新上有所助益，學生個人也能從中找尋到自己未來的時代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