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台盆地文史--目錄
芝蘭新街開基者--潘永清
一、潘永清公之家世與生平
潘永清公字筱江、號定民。為芝蘭新街之開基者，生平豪爽，是時台灣望族，有「頂港（北部）潘永清；下港（南部）許招英」之聲譽。
潘永清公為潘家遷台之第四代，其祖先潘源節係河南光州府固始縣人，唐高宗儀鳳二年（六七七）隨陳元光將軍戌閩，開漳建治，傳五代至官國子四門博士嶷公。唐僖宗光啟元年（八八五）王緒侵漳，族人避散，歷經九代，至潘詒徽公才於宋光宗紹熙二年（一一九一）回歸漳之龍溪。又傳十世至潘良公，不幸早逝，夫人攜子改嫁深水洋，潘朝公成人後移徙金浦石橋，改用「石橋」為堂號，並採理學碧悟公所制為昭穆。十三世潘次公傳必達、滿興二子，清世宗雍正十年（一七三二）渡台令鬆懈後，前後遷台謀發展。
潘滿興、字宜仲，號正甫，諱光義，係潘永清公之曾祖父，於乾隆初葉攜眷入墾桃園八塊厝，初居埔頭近大溪渡船頭。傳貴生、廣生、蒂生、董生、好生五子。
潘董生、字威用，號瀛海，與兄弟分道揚鏣，率家人遷居唭里岸，半耕半讀，傳宮籌、宮算、宮簪、宮箴四子。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恩賜耆賓例貤封登仕佐郎。
潘宮籌、字運謀，號策宸，以教書為業，傳永清、景清、秉清、鼎清、盛清、成清、應清、慶清八子，軍功議敘從九品職銜，敕授登仕佐郎。
咸豊九年（一八五九）潘永清公由廩生議敘訓導，誥贈以上三代二品封典。
潘永清公，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八月二十七日已時生，自幼勤於讀書，精於易經，拜台灣北部有名的老師，港仔墘的陳迂谷（維英）先生為師，以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終身實踐力行。二十歲時由唭里岸過磺溪到芝山巖創立義塾，二十一歲就當富甲全台之林本源家塾老師，後因協助林家辦墾務，無法兼顧，才聘名師呂世誼接充，專心深入山地開墾，闢田鑿圳，建田寮，招佃耕種。
咸豊三年（一八五三）艋舺泉州籍頂郊晉江、惠安、南安三邑人與下郊同安人火拼，潘永清公挺身調停，並助建設大稻埕。咸豊七年（一八五七）協助林家剛繼承鉅大產業的五少爺林國芳修築枋橋城，展開對外貿易，擴展淡水山坡地的墾務。咸豊九年（一八五九）七月艋舺普渡祭典，漳泉人發生口角，引發動武，經地方耆儒等努力斡旋而暫安定；八月潘永清公同陳老師進城參加恩科鄉試。其期間台北地方發生大規模械鬥，十月社子同安人攻進芝蘭街焚燬搶掠，稻穗也搶割一空，街內災民全都逃難躲在芝山巖。潘永清公由福州坐帆船到淡水趕回時芝蘭街已成廢壚。
潘永清公一到芝山巖惠濟宮就被推舉主持會議，他致詞籲大家同心奮勵，把破碎的家園迅速重建起來，並商討決定復興及救濟同時進行。經連日奔走督勵，街區復興正有頭緒時，又連續三天籠罩在狂風暴雨中，雙溪發生山洪，情況更加悽慘。潘永清公修書向枋橋林家請假後，就專心獻身桑梓督運物質救濟難民。在發生山洪，地方都掩水時，潘永清公注意到南霞樹林莊以及北至船頭仔莊一帶林地地勢較高，經勘察後，就倡議了「猴年入樹林」的構想，徵得眾人的贊同後，概然負責經始，土地方面慶獲大地主曹七合派下之同意，允個人自由租借，並獻廟地等若干以作公用。於是潘永清公開始細心計劃市街，開文化之先例，先定路線、水溝，然後劃定店舖，使之方正平均，整然不紊，中央劃為廟址，廟前設大廣場以作內外農漁交易之所。街之四方設隘門，以防盜賊，河邊插竹以阻風洪；造碼頭，以利舟楫；設渡船，以濟行人；並於街之東西開鑿兩條運河稱頂、下水擋，用以防盜，用以入船（或可避風），造橋舖路、崇神設塚，一切設施，備盡其完善而後已，由於潘永清公的策劃與努力，數月後芝蘭新街就繁榮起來。
咸豊十年（一八六○）七月，同安社子社下戰書約中元節決鬥，潘永清公隨即召開芝蘭一堡防衛會議，作好作戰計劃，佈置陣勢備戰，並嚴厲叮囑「千萬不可擾亂戰機誤大事」掌握先機統御防衛軍，打敗驕橫兇漢的同安漁民。雙方於八月十五日議和，潘永清公乘機會同泉籍廩生李起疇等人調停械鬥，努力塑造和平安寧社會，於咸豊十一年（一八六一）十月達成漳泉全面解兵言和之重任。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潘永清公發起重修芝山巖惠濟宮，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二月舉行竣工酬神平安醮，於後殿塾堂設宴招待文人墨客時，潘永清公應眾人要求當場揮毫寫「洞天福地」四大字留作記念。
潘永清公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九月十五日寅時悄然西歸，享年五十四。
潘永清公一家原住於唭哩岸忠奮庄，為建設芝蘭新街，潘永清公昆仲八房全部遷居駐當地協助建設，並依其資歷分派職務。五房盛清公欽加五品銜貢生，負責開發永清公企劃之墾地、林地、農田、水圳無數，台北府建城時與枋橋林家出錢出力，也開設商行致力對外貿易，濟貧救助，公益事業等，被譽為當時台灣北部名人「三粒五」之一。六房成清公為乙亥恩科舉人，候補浙江府正堂，曾任金山採金局總辦，欽加四品銜內閣中書，文章蓋世，又善書法，協建新街不遺餘力。在潘永清公八昆仲通力合作下，新街建設順利推展。
潘永清公終其一生關心教育，種族融合，地方建設，社會公益，尊崇宗教之精神，必可與士林街及區內寺廟一起永存。
二、潘永清的傳奇
(一)開闢荒地，插竹為記
潘永清公主持開墾的荒地，範圍頗廣，與林本源合作經營馬武督（新竹關西）等地以外，滬尾、三芝、石門等都有他的足跡。
據傳，他常騎白馬巡視北臺灣各地，覓尋應該開墾，可以種植的地方。在出發以前他都要家丁幫他準備一些留尾青竹，在其尾端繫上一條上書潘的布條帶去。找到適當的地方，就拿起竹子當鏢槍擲去，枝涼伯說：「騎著馬射箭竹的功夫並非一般人能習會的，永清公有這般的能耐。」留尾青竹圍繞的地方，日後再派人前往拓荒變成良田或菜園。
(二)建設地方，非為私利
潘永清公開闢農田，志在地方繁榮，施工完成的田地只要有人肯耕作。就慷慨轉讓絕不吝嗇，獲得的資金再投資到別處的拓荒用途，有些地主欠缺資金，他也樂意資助開墾，變成農田後再按出地、出力、出錢者平均分配，有一些在偏遠地區及收成不理想的農田，開闢後無人問津的，均變成套牢了資金的田地，一直保存下來。枝涼伯說：「你家剩下來的田地多數都在灌溉水源不足，收成不佳，或運輸不便的地方，但千萬不可埋怨祖先為何不保留肥沃良田給子孫，而只有剩下這些爛攤子。在這些田地中，滲透了你祖先為開闢這塊土地而全力以赴的信念及血汗。」
八芝蘭大事記中記載：「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年）潘永清自力投資開闢淡水、石門、三芝等鄉良田萬頃，開墾後的地潘永清得三分之一……」經查在石門鄉頭圍段楓林小段的私有土地持分是一九二○分之七十五，潘永清派下的共有人加起來是一九二○分之六○○，接近三分之一，足證施百鍊先生所編的這大事記所言有據。
(三)排難解紛，請神相助
位於舊佳里的神農宮，是士林最古老的廟宇，康熙四十八年（西元一七○九年）開墾當地的民眾建廟供奉土地公。乾隆六年（西元一七四一年）發生水災，福德祠損壞，才遷至現址，因新廟太華麗，官廳不准獨奉土地公，經眾人商議決定奉祀神農大帝才改名神農宮。宮中讓位屈居為配神的土地公是用石頭雕刻而成的高約一尺多。據傳，當時開闢臺灣北部的山丘地，與原住民的地界並非很清楚，艱難無比，阻礙甚多，群打械鬥是常事。潘永清公受託排難解紛，都會先往福德祠恭請土地公帶路與保護，經擲杯茭獲允許後將土地公放在胸前布袋內騎馬前去，諺曰：「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永清公常會遭到突擊，但很奇妙地，箭到身前就會掉下來。枝涼伯說：「那尊土地公有靈驗，幫永清公不少的忙」。前士東國小校長潘阿鹿大伯也曾告知：「放土地公的胸前布袋由你祖父一直保存於他的枕頭箱內，至他過世後才遺失，非常可惜，遺憾」。
(四)漳泉械鬥，人亡街毀
咸豐年間在臺灣北部發生的漳泉械鬥激烈無比，尤其咸豐九年（西元一八五九年）一役，芝蘭街被迫遷街。事後，潘永清公調查得知是燈火洩漏了消息。潘永清公原住在唭哩岸忠奮庄（現石牌），道光二十年（西元一八四○年）在芝山岩創立文昌祠義塾後，就常借住惠濟宮。白天奔走各地巡視墾務，只有晚上能點燈讀書，不知何時基隆河對岸的泉州人發覺得知芝山岩惠濟宮閣樓上晚上有燈火時，潘永清就在鄉，無燈火即外出不在。潘永清公雖不熱中仕途，不強求功名，但與恩師陳維英老師有約，不得不參加三年一次的鄉試，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及咸豐九年（西元一八五九年）二次，都是出門就出事，原來是因惠濟宮的燈久未點亮表示領導鄉團自衛的潘永清出遠門不在鄉有機可乘。後來潘永清公不得不交代惠濟宮的住持無論他在與不在，那一盞燈都要點燃，以免再惹禍。
(五)規劃新街，費盡心思
咸豐九年（西元一八五九年）芝蘭街遭浩劫，復建時又遭空前的水災後，原有意遷村到芝山岩山麓，但潘永清公極力反對，力主遷往基隆河邊的霞樹林。枝涼伯說：「潘永清公著眼於自衛的觀點，易守為攻的策略。」芝蘭新街呈長方形，慈諴宮為中心，沿基隆河岸等距展開，設大東、大西兩道路，宮前為大南路，宮後隔一間店舖長度設大北路，四路的交叉點設隘門，整街成類似城堡的式樣。外側再挖兩條運河，使具備防侵犯、排水、水運等多功能，最特殊的設計應該是在慈諴宮周圍留著的小巷，它是用來當緊急行動的路線。街內所有的店舖後門都在這條巷，一旦有緊急情況發生時以媽祖殿的鐘鼓為號發出警報，眾人由此巷直奔宮前廣場集合，再依指令改走各馬路前往守備位置，可以避免眾人來往撞在一起。如果是從基隆河岸而來的侵犯，即在宮前至河邊的大廣場迎戰，以免波及民宅。這一策劃可以說第二年就應驗了。枝涼伯說：「潘永清公未雨綢繆，規畫新街時費盡了心思，發揮了其無比的智慧。」
(六)沈著應戰，殺敵衛鄉
咸豐十年七月初，潘永清公接到社仔庄陳煇送來戰書，約定中元節凌晨渡河挑戰。七月十四日晚潘永清公將防衛芝蘭一堡的大本營設在牛踏橋丘陵上（現銘傳大學）佈陣完成後，就在那裡擺設流水席，宴請勇士們喝慶讚中元之酒。很多人見到此情景都懷疑地問：「這是多麼大膽的舉動，大敵當前還能觥籌交錯。」潘永清公都答以「未戰而能屈敵人之兵，善之善也。」安撫大家沈著應戰。到了敵軍靠近河邊時，潘永清公才發出殺敵衛鄉的命令。經隘勇、鄉團，水軍等勇士們的合力衝殺下，來犯敵軍完全潰滅。
八月十五日在船渡口廣場設宴議和時，潘永清公悲壯而懇切地聲明：「夫天地之間，人為貴，人與人尤應同類而相親，故同在一國則親於一國，同在一鄉則親於一鄉，無分親疏，無分疆界，四海皆兄弟，同舟共濟，如一身左右手，豈可因一時氣憤，自戕爾手，自噬爾肉。我們漳泉府屬毗連，同鄉共井，言語相通，往來相近，親如兄弟，不可中奸徒之煽惑，禍起無端，同室操戈，致村舍成焦土，死傷橫積如山，始後悔。現在匪徒消滅，好人出頭，和議於茲成立，爾後睦鄰相好，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康樂和親，以垂永久。」（這番話抄錄自吳熙晃先生著〝洞天福地〞第十七講）
本來潘永清公希望此和解能進一步擴展到漳泉民間的全面和解，但又再發生了意料未到的事件而告吹，非常令人婉惜。
(七)犧牲小我，獻身桑梓
潘永清公規畫芝蘭新街之初，想採用完整的井字形道路，但這樣一來，大西路就直通到基隆河邊的碼頭，無任何屏障，於是添建了一屋，這一間屋子面對著大西路，堪輿學上這樣的房屋是犯了路沖的，但潘永清公卻當作自己家族的公廳。住商雜誌第七十期，劉漢軍先生撰文稱「潘永清為了破除迷信他帶頭示範選擇座東向西的屋舍讓大家安居樂業。」
此屋舍位於碼頭邊，負責監控基隆河上往來的船隻及出入碼頭的貨物，潘迺禎叔公在其「迺禎遺集」中稱作「海關」。原來潘永清公居住的閣樓上有他的書房，從其面向基隆河的圓形窗眺望，往來基隆河上的帆船似在眼前。
此屋舍在大南路側的門上懸掛了「文魁」匾額，因此一般人都以為是正門，其實，這一道門是後門，正門是朝向基隆河的。潘永清公為使從兩面能自由通行，家中未設房間。而以一直線分隔成前庭、正門、中庭、大廳、中廳、涼亭、後廳、後門，允許有事者可以自由通行，像街道一般。
此屋舍，街上人都叫做「局館」，枝涼伯說：「很多人以為是日本佔據臺灣後，潘光松公被套上保良局長的職銜才叫做局館的，但記得小時候就有很多人就這樣稱呼了，應該是清朝的事。」民國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元月自立晚報副刊連載吳熙晃先生所著的歷史小說「洞天福地」，在其十七講中看到了：「永清在芝蘭新街團防局……」始知原來是從此「團防局」而來的「局館」，即當時是當成鄉團防務的事務局使用的，為桑梓的自衛，無條件提供私宅的情操值得敬佩。
後門的門楣上的「文魁」匾外，屋內的所存的門楣前後也都有匾，後廳的門楣上是「升堂入室」，據枝涼伯的回憶，似是定期升堂在調解居民的紛爭，這也可能是引起眾人誤以為前門的原因。另外還有「第一戇巢」、「仕要管他」、「禮耕義種」、「仰之彌高」、「大半生涯」等。
(八)第一戇窠，仕要管他
「升堂入室」匾的背面門楣上有「第一戇窠」匾。關於這一個匾的意義，潘迺禎叔公（第八房潘光楷公的四男）在其「迺禎遺集」中介紹說：潘永清公對當時聘請的紙工師父說：「古代有名叫潘岳，號伯理（字安仁）的人，赴洛陽任縣令時，沿途的婦女都爭先向其坐車拋擲鮮花水果。據傳他是絕世美男子，但他將自己住宅取名為戇窠，意指是愚蠢的人居住的地方，他是我家的祖先，臺灣原住民中也有姓潘的人，與他們並無關係。我家是從大陸河南遷到福建，我的阿祖一代才從漳州渡海來臺灣的。我自認是天下第一愚昧的人，所以在戇窠上再加了第一兩個字，一為紀念祖先，另一是當座右銘，將其作為字號。若是自以為聰明，凡事很容易生氣，若是天下第一的愚者，即任何人怎樣說也不會發怒。」
與「第一戇窠」匾相對在中廳門楣上的是「仕要管他」其書體是漢隸，乍見是「休要管他」然在左側的〝木〞下有很粗的一橫，因此判讀應該是「仕要管他」才對。足證這些匾的含義很深奧。
九、 削壁遺墨，洞天福地
郭欽智先生在其「芝山巖惠濟宮記略」一文中提到：「相傳潘永清為化解漳泉居民時常仇視械鬥事到各處勸和，而耽誤專心讀書，致赴大陸考試金榜無名，臺灣地方政府鑑於職責所關，特將其為地方安寧犧牲自己詳情呈報清廷褒獎安慰，覆賜予貢生表揚慰之。」
張炳楠先生在歷史小說「洞天福地」的簡介中也提到：「洞天福地是以獻身於教育並埋首拓墾荒地，不熱衷仕途，望行仁義於桑梓的潘永清為主角，他於亂中冒險盡力謀和，臨危挺身領導鄉團保衛桑梓。」
從以上兩文中應可體會出潘永清公的為人，枝涼伯說：「潘永清公的個性是實事求是，不邀功，不宣揚。」事實上，費了不少時間找潘永清公的畫像或相片，墨寶等至今尚未找到。芝山巖洞天岩上的「洞天福地」四大字可能是唯一的遺墨。
十、 八房昆玉，合群造街
芝蘭新街的建設，可以說千頭萬緒，是在原來一片草地上造街的。潘永清公呼籲街民同心協力，並帶頭將昆仲從唭哩岸調過來依各人資歷分配工作聚合群力趕工。
潘永清公昆仲計八人，依序取名永清、景清、秉清、鼎清、盛清、成清、應清、慶清。其中鼎清公為清戶部宣課大使貢生，盛清公是欽加五品銜貢生，成清公於光緒元年（西元一八七五年）乙亥中恩科舉人。雖一門書香之家，但為了建設新街都捲起衣袖，全力以赴。
芝蘭新街從咸豐十年（西元一八六○年）起開始動工，至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年）慈諴宮告成，歷經二十年。潘永清公積勞成疾於同治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三年）歸天，享年五十四。其後由其弟等繼其志，致力完成。例如新街慈諴宮自光緒元年（西元一八七五年）九月開始興建，就是由其五弟盛清公任總董事的。此外，光緒年初興建臺北府城時盛清公及慶清公還擔任建城董事之職，貢獻良多。
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出刊之“台北文物”第二卷第四期中，黃得時先生所撰「古往今來話台北之五……城內的沿革和台北城」一文中稱：築城的總經費共二十萬餘兩，工事總理是林維源，潘盛清，王廷理，王玉華，葉逢春，李清琳，陳鴻儀，陳霞林，潘慶清，王天賜，廖春魁，白其祥，林夢岩，陳受益等。
最後，從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年）七月發行的「士林鎮志」中抄錄潘永清公所作的詩為結尾；
自有名詩鎮，潛蛟罔敢騰，山青頭似佛，月白影隨僧。
頑石偏通竅，恬波不起稜，斯遊非劍俠，一片道心澄。